[ 钦文谈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占领国，对德国的教育政策，包括中小学的教育大纲等影响很大，对德国历史的解释基本贯彻了反战的、和平主义的、反思纳粹专制的教育方针。 ]
在中国人心目中，德国人对二战的反思深刻、坦荡。但德国人是怎么经历这种思想转变的，我们却并不十分了解。在真实的历史进程中，这种反思也并非铁板一块，既走过了不平凡的路程，也有不同程度的变化。
在《文明的重建：战后德国五十年》一书中，美籍德裔历史学家康拉德·H.雅劳施尝试追寻战后德国的历史真相，从中解读可资今日参考的经验教训。他使用了日记、自传、回忆录、访谈、新闻报道等资料，分析个人如何与自己的过去达成和解，考察团体与公共机构如何解释他们与希特勒体制或远或近的合作关系，并研究了有关第三帝国灾难的公开辩论。
雅劳施尝试回答这样一个问题：经历了纳粹浩劫，德国人因参与战争和大屠杀而在物质破坏和道德沉沦两方面备受指责，之后他们是怎样再度崛起的？在他看来，德国经历了“人性回归”，从而肃清了独裁统治，使国家恢复常态。但着眼未来，迎接全球化的新挑战，却不能仅仅依靠从反思大屠杀中得到的启示，政治的文明化需要不断的努力。
借助舆论和教育反思纳粹
展开剩余80%雅劳施分三个历史阶段，以当时最关键的转变来解释德国经历的变化。
二战刚结束到两德建国初期，主要是砸碎纳粹枷锁，清理遗毒；上世纪60年代，主旋律则是与西方国家接轨，建立更包容的公共社会；到上世纪90年代，在两德统一的关键时间点，则是建立新的体制，刷新身份认同，并保持更加开放的社会文化。
雅劳施认为，想要防止压迫、战争、种族灭绝的再度发生，个人和集体的学习过程就必须得到历史性的改造。
7月6日，第十五届江苏书展期间，《文明的重建》在苏州慢书房举办了一场分享会，世界史研究者、英德译者陆大鹏和南京外国语大学教师、德语文史学者钦文一起解读了这本新书。
陆大鹏提到，德国人的反思首先是从自身经历开始的。二战结束时，德国城市在盟军的进攻下损毁严重，已是一片瓦砾堆。无论是生活受到的冲击，还是很多人在纳粹统治期间有过参军或在政府机构等单位中的就职经历，人们都在新的转折中开始反思。一些有识之士则想得更远，着眼于思想文化层面去想可以怎样改造。
钦文谈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占领国，对德国的教育政策，包括中小学的教育大纲等影响很大，对德国历史的解释基本贯彻了反战的、和平主义的、反思纳粹专制的教育方针。
雅劳施在书中回顾了占领国在德国推行改造的过程，其中有三件事是最重要的，包括裁军与重建德国军队、对民族主义的质疑及重塑自信、摒弃纳粹体制转向建立社会市场经济。
同盟国政府曾向每位德国人发放一份很长的问卷。生活在鲁尔区的亚历山大·迪克回忆，问卷上有131个问题，有的问题是直接问你有没有加入过纳粹组织、参与过纳粹活动。得到去纳粹化的证书，证明你只是名义上的追随者或受惠者，才能有机会去找工作。声势浩大的去纳粹化运动，依法取缔了纳粹党及其机构、组织和所有附属团体，使纳粹主义基本绝迹。主要纳粹分子团体被完全铲除。“冷战”期间，两德都没有出现有深厚纳粹背景的政客占据高位。纳粹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彻底破产，公共领域里再出现相关言论，已经为民众所不容。
陆大鹏说，战后初期，以报纸和广播为主体的媒体兴起，对德国人起到的思想改造作用也很大。其间有一些人把握住了机会，比如1947年鲁道夫·奥格施泰因创办《明镜》周刊，就是比较早拿到美国占领军发放的牌照，并且在定位上得到占领当局的认可。很多德国电台也是在二战后建立的，并且获得政府拨款，有实力请很多文化人上节目，倡导更开放的思想文化。
环保主义与年轻人的反抗
“初到德国，你会发现，德国人特别爱骑自行车出行，垃圾分类回收系统做得非常好，人们很爱买二手衣物，街上有很多二手服饰店。”陆大鹏表示，当中国人初到德国看到这些情况时，常发出疑问，想知道德国人的这些习惯是怎么养成的。
环保热潮的形成是非常复杂的，雅劳施在《文明的重建》中对德国战后历史进程的分析，可以提供一些参考。战后一代德国年轻人曾热衷于表态反抗权威，起到了一定的铺垫作用。
1966年6月22日，3000多名学生聚集在柏林自由大学学术评议会门口，抗议学校开除“索托政治研究所”的一名助教，这是德国历史上首次“静坐示威”。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年轻学生们积极参与社会运动，“代际反抗”成为一种新的现象。
一位名叫迪尔特·孔策尔曼的德国人曾回忆，那种典型德国式的“准则、莫名其妙的规范、老师的无理苛责”和无聊的银行学徒生活，让他对“一成不变的中产阶级生活”特别反感。加·布曼则在回忆中谈到，更多问题出在父亲身上，他和同学们也很讨厌学校和老师，“更别提多数人的伪善与卑鄙”。
这代年轻人流行离家出走，过波希米亚式的生活，媒体、文学和先锋艺术影响着他们。当时正在进行的越战也受到德国人的强烈关注，他们热议德国是否该参与。同时，随着他们年龄增长，对父辈在纳粹时期可能做过什么恶行也开始有所关注，“30岁以上的人不可信”的口号广泛流传，代际关系的紧张使年轻人需要寻找新的出口。
在社会上，学生运动一度产生了不少政治后果，也造成了激烈的冲突，随之很快瓦解，但其影响却十分深远。一方面，他们的价值观发生变化，另一方面，他们也积极寻找可以真正改变社会的领域。他们在一些大城市形成聚居社区，创造出自己的社群文化，并推动女性权益运动，生态主义也是这一时期的重要成果。
陆大鹏说，有一段时间，德国的环境污染很严重，酸雨对森林造成破坏，鲁尔等工业区陷于雾霾，可以说是经济腾飞的代价之一。德国人感受到切肤之痛，媒体的相关报道非常多，形成舆论影响。
此后，德国人开始注重生活质量，反对单纯的经济增长，公民自发抗议以“都市更新”“改善交通”等为名破坏社区的大规模规划建设和拆除行为。1986年，苏联切尔诺贝利发生核事故，在德国也检测出核污染，对德国社会震动很大，人们聚集起来反对商业核电站。受战后和平主义的影响，西德当时也有很多人呼吁国际裁军和控制核武器。
在社会环保心态等因素的影响下，绿党在德国应运而生。上世纪80年代中期，绿党人士第一次取得重要职位——前青年反叛领袖约施卡·菲舍尔当选黑森州首任生态部长。
正如陆大鹏所说，关于环保的立法和教育的兴起，助力德国社会逐步形成了更具可持续性的发展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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